挑战极限――记力学专家与航空教育家范绪箕校友

      哈工大报讯（叶香玉/文）编者按：1月5日，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著名航空教育家、力学专家、我校校友范绪箕教授迎来百岁寿辰。哈工大校友总会副会长景瑞等代表学校和校友总会参加了范绪箕校友百岁寿辰庆祝大会，向依然奋斗在教育和科研一线的范老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范绪箕校友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而他与母校哈工大的渊源与感情，也是这传奇的一部分。他在几年前接受母校记者采访时，曾经讲起在母校学习的故事和人生的曲折经历。让我们一同走进范老挑战极限的传奇人生—— 

哈工大情缘印心中

　　
　　范绪箕一家与哈工大颇有渊源，这源于其父亲范其光。范绪箕1914年1月5日出生于北京知识分子家庭，范其光是满清政府选派的第一批留俄学生，范老说他的父亲十三、四岁就到俄国，最初入师范学校，后入交通大学学习铁道工程，这一学就是十几年。在学习期间曾参加由俄国支持的满洲里—绥芬河铁路的测量和修建工作。回国后历任津浦路调查员、铁道技师等职，1924年被派到中东铁路任中东铁路理事会理事。中东铁路由中俄两方面组织理事会。当时有刘哲、范其光等4人任中方理事。后来范其光曾受委派代任中东铁路局局长，1933-1935年期间，他还兼任过哈工大领导工作。据有关资料记载，范其光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1925年，范绪箕和哥哥范绪筠随家庭迁移到哈尔滨。
　　谈起在哈工大读书，范老清晰地回忆，他和哥哥范绪筠先后进入中俄哈尔滨工业大学（即现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预科班学习，范绪筠1933年毕业于中俄哈尔滨工业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校资助同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37年获科学博士学位。拥有满腔爱国热忱的范绪筠同年即返回祖国。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国内，范绪筠先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任教，抗日时期随清华南迁至长沙后转至昆明，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任教授，在此期间从事半导体物理的理论与实验研究。1942年，他完成两篇颇有价值的论文《固体间电接触的理论》和《金属间以及金属和半导体问题的接触》，发现了半导体中导电电子密度可能偏离其正常值相当大的现象，并定量地讨论了两个物体接触处附近的势位和电子密度分布；40年代末，他在当时最为人们重视的锗与硅半导体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他用光学性质证明半导体有禁带，从实验上证明锗和硅有吸收限。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固体电子学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导体的广泛应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同领域颇有影响。范绪筠是世界半导体物理开创性研究人之一，也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

　　　
难忘母校辛勤培育

　　
　　说起哈工大，范老充满亲情，他说，我的学士学位就是在哈工大获得的。从学术上说，那是我接触到的完全不同的一种学校制度，这是我回国以后感受到的。我实际上是经历了3种不同的学校教育制度。一种是哈工大教育制度；第二是美国的教育制度；第三是中国国内大学的教育制度。范老在哈工大获得的教育基础很深，“因为我在哈工大呆了7年半——预科3年，大学4年半。基础是非常重要的。这所大学由俄国支持开办，教材用俄文，讲课亦用俄语，非常重视基础理论教育。而且哈工大的老师教学非常认真，至今还记得我们学过的一本材料力学的俄文教材，后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我还见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世界知名的力学家、俄国人铁摩申柯教授。”
　　1929年预科毕业，范绪箕就直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本科学习，并于1935年毕业。在校学习期间，他和孙运璇是同班同学，而且还是非常要好的学友。毕业设计时，每个系都出了一些题目让学生选择，孙运璇综合了两个系所提出的题目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电厂设计课题，他要求范绪箕和他共同进行这个设计。孙运璇当时还向学校教务处提出了他的想法，得到了两个系主任的同意，从此就开始了他们的共同设计任务。范老说，这也成为哈工大史无前例的也是唯一的由俩人合作的极为完整的毕业设计。范老告诉我们，孙运璇的毕业答辩是很出色的，他的设计得了个“特优”。他的导师波波夫是有名的严厉的老师，学生是不容易从他手中得到“优”的。更不用说“特优”了，而孙运璇以他的理解力、记忆力强和反应快的特长完全征服了他。
      跨过了一个世纪，范老对母校哈工大的学习生活仍然保存着许多难忘的记忆。

奋斗不息挑战极限

　　1936年，范绪箕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攻读机械和航空工程，第二年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37 年，范绪箕在世界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指导下攻读航空工程博士学位。冯·卡门是上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世界航空科学的泰斗，也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博士导师。
　　1940年范绪箕因母亲病重被召回上海。后来历尽千辛万苦，到当时已西迁遵义的浙江大学任副教授，担任空气动力学、材料力学等课程的讲授。1942年应聘到航空研究院（成都）任研究员。当年，他在全国工程师学会上提出的论文“三边固定一边自由板在集中载荷作用下的弯曲问题”被评为特等奖。1943年，他来到昆明，受聘于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任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范绪箕应聘为浙江大学教授，创建航空系。当时学校经费十分困难，物质条件艰苦。范绪箕认为，航空学科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实验设备。他作为系主任，一面大力聘请专家、技术员和工人，一面积极筹建实验设备。尤其是风洞的建造，更是不易。无现成图纸，就自行设计，缺少经费，他自己出资千方百计搞材料，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工，终于建设成功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和加工制造的回流风洞。在浙江大学航空系教学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座风洞后来随院系调整继续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教学中发挥作用。在浙江大学他还主持先后建成了结构试验机、落震试验台，发动机试验台及仪表自动设备试验室，开设了航空工程的全部课程；担任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力学的授课任务；建成了在当时比较先进的航空系。1947年，范绪箕被浙江大学推荐为中央研究院候选院士。
　　1949年全国解放，范绪箕被浙江大学地下党组织推荐，由浙江省军管会任命为浙江大学、英士大学、三江大学3校接管委员会委员，接管工作结束后任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总务长。至1952年，范绪箕一直在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先后任航空系系主任、校总务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他办事民主，讲究原则，对课程精简、开展工读运动、校园建设和航空系的壮大发展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范绪箕奉命组织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3校航空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学院，主持选址建校于南京，范绪箕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兼教务长。建校后任副院长兼教务长，并担任工程数学、材料力学等课程的讲授任务。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迁西安，范绪箕奉调南京航空专科学校主持改院建成为南京航空学院，任副院长。他本着加强基础、因材施教的原则修订了各学科、各年级的教学计划，把专科教育改变为大学本科教育，并担任工程数学课的讲授。
　　范绪箕的学术生涯是丰富的。聆听过他课的一位研究生说，他虽是一个力学家，但数学功底十分深厚，他在解微分方程时，你根本就来不及记录，4块移动黑板，一会儿就写得满满当当。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想当物理学家，首先要是一个数学家。他说一个教育工作者，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首先是传道，他说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想立业必先立德”。范绪箕称得上是一位称职的教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范绪箕调到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校长，1980年任校长。在上海交通大学，范绪箕针对当时的专业教育学生知识面窄的弊端，大力推行教改，提倡跨学科制度，成立了跨学科委员会。鼓励发展新的跨学科专业，建立了生物技术等专业；推行启发式教学，提出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口读并重的外国语教学方向，实行在一定的名额下优先选派优秀大学毕业生出国进修读正规研究生，少派进修教师的方针；派留学生不专重外语也要专业基础并重，亲自主持选拔工作和与外国各知名院校联系研定培养名额，打开了学术交流的门路；应邀至国内外院校进行讲演，撰写多篇有关教改的论文，其中“改革理工科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高等工程教育要实行多层次化”、“对我国当前高等工科教育中一些问题的看法”等文分别获教育部和上海市教育研究优秀论文奖。
　　1982年，在上海交大没有航空专业的情况下，他组织创建了跨学科的热力力学研究室，进行了红旗二号发动机喷口的热应力计算及试验测量研究工作；1983年指导发展和研制的“MDS－I行机数字采集系统”，解决了当时许多研究部门的需求，经上海市高教局组织鉴定通过生产，曾为航空航天及船舶总公司等有关试验研究单位所采用。从1990年始，范老的研究方向为超音速气动加热和热结构力学，指导进行“复杂外形不同马赫数飞行器气动计算”及“飞行器结构中的热传导计算”研究，经过10年时间完成了数个大型研究课题，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001年经推荐评选，范老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
　　范老为国家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他却很平淡地描述自己：我没做什么特殊的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上海市青年力学沙龙暨范绪箕教授的著作《气动加热与热防护系统》一书的首发式上，何友声院士热情赞誉范老的丰富力学学术生涯和淡泊名利的学者风范，称范老是挑战“两个极限”（人类生命的极限和从事科研工作年龄的极限）的楷模。
      我们祝愿范老健康长寿！突破两个极限！ 

范绪箕校友

范绪箕校友（后排左六）和钱学森 （后排左七）

范绪箕校友（左一）

范绪箕校友在工作中